公元前278年的端午，与2018年的端午，相去二千多年，时空的差距，早已把一条汨罗江所蕴含的沉重，托付给粽子与龙舟，让吃与玩消解诗人的纵身一跳。

也许是生活太需要减负，也许是世人的通达与超脱，那种“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”的被动态度，早已属于典籍，属于远去的时光。今天的中国人，比任何时代更看重情感的表述、生命的归属。

虽然，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醉”，但这就可以成为屈子用沧浪之水葬我身的唯一理由吗？有人说，三闾大夫在绝望中把自己的清傲与江水的晶莹，合而为一，是文化祭坛上，最声名鹊起的选择，就像当年诗人海子的卧轨自戕，多少有点轻率的意味。如果从受煎苍生与完美人生的角度，一个朝廷命官、一盏浏亮的生命烛火，在绝望中动不动就选择放弃，葬己于水，那无论如何，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下策。徳国哲学家尼采说：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”，又说：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”，屈子抱石沉江，一跃而带走了他的宏伟抱负，浇熄了他的爱国激情，冻结了他的抗争精神，显然是对“生命的辜负”，更是对受煎苍生的辜负。

而汨罗江，这条承载了三闾大夫清傲的江，如寒冷如匕的易水、柔肠寸断的乌江一样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打开了夺目的光芒，带给我们端午的缅怀与追源，正是后人宽恕了他对“生命的辜负”，记取了他高尚的精神品格。诗人余光中说：“蓝墨水的上游，是汨罗江”。可惜这条震响千年的汨罗江，它的蓝墨水下面是血红色的，它流经哪里，哪里的草木就沾满了三闾大夫掩涕太息的泪痕。这样的江，实在是太沉重了，它不是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江。

或许是不愿意永远像屈子那样低沉凝重，或许是时空的距离淡化了远去的家国恨怨，人们把缅怀与追源的风习，渐渐由悲愤沉郁转化为日常惯有拜祭的仪式，再由日常惯有的拜祭仪式过渡到娱乐性质。这种以包粽子与赛龙舟为核心內容的古老风习，已站到了二千多年后的高度，去祭奠一个诗人的陨落。它体现出的是，人们对历史事件情感表述的冷静与通透、以及对自我生命的尊重与升华。在吃与玩的笑声中，来聆听汩罗江古老的潮汐，完成一种高贵品质的承传，这时的端午，更像一首欢快的老歌，唱在我们的喉口，却把精神的膏泽，留在了心头。没有一个吃过粽子与赛过龙舟的人，忘掉过二千多年前，有个名叫屈原的激愤诗人、无奈忠臣、绝望爱国者，唱着《离骚》与《天问》，抱石沉江的决绝！有诗为证：“楚人悲屈原，千载意未歇”。只是人们希望寻找到一种既能寄托纪怀之情、承传高贵品质，又能够娱悦自己物理生命的最好途经而已。

亚里士多德说：“幸福是把灵魂安放在最适当的位置。”时代不同，世道不同，历史的悲情也会拐一个弯，变成现实的端午：用欢情消解沉重，将生命的归属，放在最佳角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