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末的一天，小城沂源县的夜晚特别静谧。

夜深了，全城的人都进入甜美的梦乡。只有县城东北角荣军休养所的一个小院里，还有一片橘黄色的灯光淡淡地亮着。

这灯光，像夜晚的眼睛，窥视着人们没注意到的另一番景象。

循着灯光，你可以走进房子里。你该大吃一惊。

房子里一片狼藉到处是稿纸，挂在墙上的，摞在桌子上的，揉碎了扔在地上的。好闻的墨汁香味在屋里轻轻飘荡。

堆满了废纸的床上，你会见到一位形容枯槁的人，正用嘴咬着钢笔，吃力地奋笔书写着什么。

从外表看，他的皮肤已失去弹性和光泽，头发蓬乱，长长的胡子上还有饭粒。大概他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些，或者意识到这些但已无暇顾及。他沉浸在自己内心那个世界里。那个世界成为他心里唯一的真实。现实世界反倒模糊、虚幻起来。

那是战士朱彦夫重新回到的战场。只是手中的钢枪换成了钢笔。

二五〇高地已变为一张张洁白柔软的稿纸。行走在一个个方格里，朱彦夫觉得自己的双腿又长出来了。但前面的困难比二五〇高地还多。许多方块字凝结在稿纸上。朱彦夫用检阅的目光审视着他们。

恍惚间，那一个个铅字长出胳膊长出腿，变成舞蹈着的小精灵，它们俊秀、挺拔，舞蹈的节奏扣人心弦，会儿是如暴风骤雨般的旋转，一会儿是鸦雀无声般停顿，它们跳得那么酣畅淋漓。

这里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，观众也只有朱彦夫一个。他从一个字的开始看到结尾，从一张纸的开头看到最后，忘情地欣赏着纸上的舞蹈。

朱彦夫用生命导演着这幕强大精神的活剧——《极限人生》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，朱彦夫和他的老朋友王兆民聊天。朱彦夫显得有点愁眉不展，他说：“老王，可能咱观点陈旧，和年轻一代有代沟。我在一个中学作报告一个孩子来问我，说，老爷爷，你在上面作报告的时候，俺同学在下边说，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，不是太傻了吗？如今，人家办什么事都要钱，班上的同学作一次作业还要一块钱呢。到处有人请你作报告，你一请就到，是不是拿了人家很多钱？一提这些。我就烦。”

王兆民笑了。

“嗨，咱一说过去，小孩就捂耳朵。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不如听一首流行歌曲。”朱彦夫有些伤心。

王兆民安慰他说：“这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很难想象，不吸收历史上的精华就能长出现实的参天大树来。老兄，你本身就是一本最好的精神教材，你干吗不把你原来写过的书再写下去。你看这个不满，看那个不满，现在有些事光气你能气死：关起门来写书，百事不问你能长寿。你写写战争：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环境，既能教育小孩们，自己也很脱俗啊。”

朱彦夫面对老朋友，用两个残臂夹起一根火柴，灵巧地划着，抽起了烟。

烟雾旋转出一个个烟圈，上升着，缭绕着，往事如烟。

那些如小精灵般的中国方块字，给他这一生带来多少欢乐和痛苦啊：记得重残后，他靠学习文化知识重扬起生活之帆。靠办夜校使村民们走出愚昧和无知。

他写的第一本战争回忆录约有十几万字，叫《异人梦》，成稿于运动时期，后被造反派烧毁。1966年夏天，朱彦夫还是张家庄村支书。或许是因为他的务实风格，或是因为他的倔脾气，运动一到，他就被打为走资派。

那天，朱彦夫从省里开会返回村里，觉得像天气骤然变冷，熟人们匆匆在躲避自己，像躲避瘟疫。还没进家门，他看到墙上贴满白纸，上面的大黑字写的是“打倒”、

“砸烂”之类的套话。造反派们把朱彦夫揪到一个山坡上批斗，罗列的罪状有上百条。

有人恶声恶气地问：“朱彦夫，听说你杀过人。革命的纪律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说，你身上到底有多少人命？”

“几条人命说不准。战场上，咱当兵的专管杀人。一包炸药，一梭子弹，一颗手榴弹，能杀死多少人，谁也顾不上数。”

看来，这个造反派太无知，连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“快说，杀的都是什么人不说清楚，就砸烂你的狗头，再踏上一万只脚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”

“怪复杂的，曾杀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兵，杀过日本鬼子，也杀过美国佬。”

造反派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活像一只喝醉了酒的熟螃蟹：“听说你对共产党不满，绝过食，对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战场上给养供不上，绝食三五天、六七天是常有的事……不过，那棉花套可真好吃，应该找一块堵在你嘴里……”

朱彦夫被“打倒”了。

他躺在床上，有时一天也不吭声。

躺是真正的顺服吗？躺下来似乎什么都不想，但所有往事都一下子挤进空旷的脑海。刘指导员那布满血丝的眼睛，那胸膛上还冒着鲜血的枪眼；爬行在雪地里的漫长；关在小石屋里的背水一战……朱彦夫的神智充分地活跃起来。也许，肌肉入眠了，灵魂却在轻盈地舞蹈。躺着，让朱彦夫避开有限的现实，纵情地徜徉在无限的精神世界里。

朱彦夫利用被“罢官”的时间，写起了战争回忆录，并冠名《异人梦》。写到十几万字时，被人发现了。

造反派们终于抓到一条罪状：朱彦夫胆敢写变天账，这不是想复辟吗？朱彦夫又一次被拖到批斗台上，造反派对他捂嘴揪发，压头弯腰。从上午站到下午，朱彦夫觉得头晕目眩，眼冒金花，断肢与假肢接触处像一片火海般地灼痛。他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地。妻子陈希荣不顾一切冲上台去，把朱彦夫背回家，弟弟朱彦坤又用小车把他推到东里医院，接着转到县医院。

朱彦夫没有倒下。

每当他倒下的时候，除了妻子、刘指导员会搀扶他起来，还有那些小精灵般的铅字，它们揉着朱彦夫的伤痛处，并举着一束束希望之火，奔走在朱彦夫心里，驱赶着阴森森的黑暗。

1982年，因总犯心脏病，朱彦夫辞去干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。陈希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朱彦夫忙活了几十年，跟着受累她不怕，她是实在不忍心让朱彦夫受苦了。

朱彦夫那双假肢发出的“嘎嘎吱吱”声，让陈希荣担心了20多年。现在，朱彦夫终于可以享几天清福了，朱彦夫知道陈希荣在想什么。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他笑着对陈希荣说：“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跟我几十年受点累就不耐烦了？我活着就不会闲着，你也别享清福。”

他想起了《异人梦》。

这次，他想写一部《雪蚯》。自己无手无脚，多像一只蚯蚓，吃饭要拱，喝水要拱，连卸下假肢走路也是一拱一拱的。蚯蚓是一种好动物。他能改良土壤环境，让庄稼健康成长。在二五〇高地上，自己被大雪覆盖在底下，不就是像蚯蚓一样，慢慢地拱出来的。雪蚯，雪蚯。朱彦夫越嘟囔越喜欢这个名字。可自己能写出这本书吗？毕竟，自己一天学都没上过，虽自学过很多年，但干支书后因工作过度劳累，除了看看报纸，写写工作材料，就再也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了。

可是，朱彦夫能忘记刘指导员的遗嘱吗？即使万籁俱寂，那声音也时时传来。朱彦夫油然萌生了一种紧迫感，说什么也得把书写出来。

踩着铅字铺出一条崎岖山路朱彦夫出发了。

朱彦夫成了囚徒，每当遇到一个陌生的汉字，朱彦夫就像被关进一间小黑屋子，闻着窒息、密封的气息，他感受到内心的煎熬。他像只困兽，踱来踱去。他多想伸出一掌，把这小黑屋打碎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碎片飞扬，从外边马上可以涌进风声雨声，战场上的炮火声，山沟里的民歌声……闯进我的世界里吧！

从1987年开始，朱彦夫开始创作《雪蚯》。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写字。

他曾学过写字，但那最多是写几个字。要写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不说别的，光写完这些字就相当不易了。他选择了一条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险恶的路。

他有时候把棉被叠成方块，把双腿放在上面，再在双腿上放好写字板，然后用嘴咬着笔写；有时候把写字板放在被子上，趴在床上，如小鸟啄食般写个不停。

起初，每天只能写上百个字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磨练，他每天能写三五百字。由于他长期趴着写字，背部如同一只弯形的弓，天天紧绷着，其承受力便越来越差。

他常常感到腰背麻木，疼痛袭击不定，隐痛成了他躯体的老对手，常会游丝一般掠过。他想起了肩挑上百斤重担一步一步迈向顶峰的泰山挑夫。

酷暑严寒，春夏秋冬，朱彦夫笔耕不辍。

冬天寒风呼啸。冷风如一条条野狼出没在山沟里，弄不好你会被它咬一口。朱彦夫双腿之上捂着被子，但要用双臂抱笔写作就只能披着衣服，把双臂露出来。双臂冻得瑟瑟发抖，时常麻木，笔掉在地上也毫无知觉。写了半天抬臂一看，稿纸上没有字迹。钢笔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深夜，火炉熄了，寒气逼人，他就铺开棉被，半仰在床上写。两个残臂夹笔时间长了，伤口处摩擦过多就会滴血汁，疼痛难忍。朱彦夫将消炎药挤碎，敷在伤口处，用胶布一贴，再咬牙写下去。

在夏天，朱彦夫写不了个把小时，双臂上就沁出一层汗水，血水和汗水一起滴到稿纸上。他就改用嘴咬着笔，口水和汗水顺着笔杆一滴一滴落到稿纸上。稿纸上便出现了一块块水墨画般的图案，把写出的字涂得面目全非。只得再改用双臂抱笔写了，朱彦夫边用湿漉漉的毛巾擦汗，边抱着钢笔写下去。一个夏天下来，他已数不清包扎了多少次伤口。

从1987年到1991年，朱彦夫在山沟的石头屋里几乎是闭门不出，整整写了四五年书。1991年，县里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，把他全家安排到县城南麻镇。一座平房和一个小院，成了朱彦夫新的活动空间。东屋，是朱彦夫的卧室兼书房。一张大床占去整个房间的大部分地方，床边有一张旧桌子，上面放满了书籍和稿纸，对面，是那个跟随了朱彦夫几十年的木制书架。

窗户根下，朱彦夫栽上了南瓜、葫芦，写作《雪蚯》进入后半期时，家里人发现，他常常盯着那棵南瓜发愣。

朱彦夫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心脏病不时发作，视力下降，血压升高；本来，朱彦夫发明了用嘴、嘴臂并用、绑笔、双臂抱笔等多种书写方法每天能写几百字。现在，最多只能写100多字了。

一天，朱彦夫正用嘴咬着笔写到兴头上，他觉得那些方块字就是在尽情诉说着自己。只有在方块字中，他才那么挥洒自如。写到运动了，自己站在批判会上……

只听得“咯嘣”一声，原来因牙咬得太紧，黑色的钢笔杆咬碎了。他的心一慌，眼前一阵发晕，神经也难以承受。

家里人急急忙忙把朱彦夫往医院里送。朱彦夫病了，陈希荣和儿女们比自己病了还着急，还难受。还是在张家泉的时候，朱彦夫除了身上的旧伤，因过度操劳，又患上了肝病、胃病、心脏病、脑血管病，常和医生打交道。最近的医院也在10公里以外，朱彦夫又不让县里派车，他说：“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‘特’字就够了，绝不容许再有一个‘特’字——特殊公民出现。”接送他去医院的任务便落到了儿子朱向峰和几个女婿身上。

朱向峰16岁那年，用自行车带父亲去10公里以外的走马坪医院看病。山路坑坑洼洼，朱彦夫坐在自行车上又没有扶手，在一个下坡处，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，轰轰隆隆疾驶过来。向峰年龄小，骑自行车技术不过关，后边又带着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一紧张，将自行车靠到路右边。

大货车卷起一片尘土开过去，向峰却把自行车骑到了山坡底下。到底是小孩子，还想向父亲炫耀一下“我骑车的技术高吧”，但问了几声也没有回音，回头一看，车后座上没有了父亲。

向峰头上冒出一阵冷汗，父亲是掉到山沟里了，还是……他连哭带叫地原路返回，发现父亲还在刚才躲大货车的地方，满身尘土，还擦破了一块皮。原来刚才躲车时，朱彦夫的拐杖被路边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，他便摔下车来，假肢又没支撑得住。向峰又瘦又小，他吃力地把父亲抱到车后座上，擦着汗说：“爸，你是特等残废，看病跟县里要辆车也不算闹特殊，为什么不要车？”

朱彦夫说：“县里才有几部车，大事还忙不过来，咱就别再给添麻烦了。”从此，只要上医院，向峰就用自行车推着爸爸去。几十里山路，向峰弓着背，吃力地走着，汗水流进眼里也没法擦，咸咸的汗水刺得眼睛生疼，朱彦夫的心中闪过一丝丝愧疚。儿子这么小，可没办法啊。有时他也流泪，向峰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爸爸，儿子无能，等俺长大了，一定买辆大汽车拉你去医院。”

现在，住在县城了，住院就方便了一些，但疾病照旧折磨着朱彦夫。这次，心脏病突发，一家人都急得不知所措。

液输上了，药也服上了，没过三天，病情稍有好转，朱彦夫就急着要回家。陈希荣和向华坚决不同意，朱彦夫急得全身冒汗。

家人只好把他拉回来。他又开始写作。双腿架在被子上，向外流血水。回家不知是第几天的夜里，朱彦夫开始持续高烧，一连几天都昏昏沉沉。再度住院，一查，连医生都心疼了：“老朱双腿伤口感染了。感染对于一般病人来说都是个麻烦事，一个重残病人，再这样胡踢腾，非再截肢不可。”

老朋友王兆民来了。他一个星期要来看朱彦夫一次。

他不再嘻嘻哈哈，而是把脸吊得老长：“老伙计，你要保不住自己，还谈什么创作？你真没有了，谁还能写出你这些故事？黄牌也好，红牌也好，我警告你，立即停止写作。出了事别让旁人说我瞎鼓动你。”

朱彦夫心头一震。是啊，再截肢即使顺利，时间也耽搁不起了。

这天，吃过晚饭，陈希荣早早让朱彦夫上床休息。她拿来朱彦夫的小收音机，想让他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。

正迷糊间，朱彦夫听到门“吱扭”一声响了，闪进一个人影来。他想看清是谁，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，眼皮上好像压着千斤巨石。

“彦夫，彦夫，俺的好兄弟。”

谁在叫我？

朱彦夫听到一声清晰、逼真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这声音这么熟悉，沉静而有力。是刘指导员。“几十年不见了，小朱啊，连老战友都不认得了。”

泪水哗哗喷涌出来，无数话语在胸中鸣响着，碰撞着，挤向喉咙：“刘指导员，想不到今生还能见面，我还一直担心你牺牲了，我爬出战场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惦念着你。我还以为你牺牲了，我一想到你凄凉地躺在冰雪做成的孤坟里就心痛欲裂，想不到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
咱们一块走过死亡，让我看看你胸口的伤可长好了？”

朱彦夫还是睁不开眼。

“刘指导员，你在哪里，在哪里啊？”朱彦夫的声音颤抖着。他伸出残臂，摸不着指导员。但他知道，指导员就在这间房子里，就在他身边盯着他看。

一缕青烟从地上冒起，刘指导员高大的身躯忽然出现了。他一动不动地挺立着，像一座高山，又像悬挂在空中，他还穿着褴褛的薄军装，军帽已经烧焦，全身上下都是透明的孔洞，周围的鲜血已经凝结……

揉揉眼睛，再仔细看。刘指导员仍背倚在交通壕的斜坡上，面向南天，右手仍紧紧捂着胸口，脸白得像一张蜡纸。在刘指导员身后，一些人影时隐时现。

只见刘指导员目光呆滞，他一字一顿地只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一个连的消亡，在战争史上微不足道，若将此壮举写下来传给今人后代，那会比我们战死本身更有价值，如能办到，不枉此死……”

刘指导员的声音清晰，面孔却一会儿模糊，一会儿清晰。

“指导员，你活着，你看到咱们今天的祖国了，看到五星红旗在咱们打下的土地上迎风招展了，你能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，看电视打扑克了。不过，在我想象中，你这个年纪，头发该斑白了。咱们都老了。年轻人活得多么自由轻松，他们甚至闻不到一丝战争的气味了。”朱彦夫喃喃着。

刘指导员突然声色俱厉地吼起来：

“我正是来跟你讨这个债的！”

“……讨债？”

“在二五〇高地上，你答应过我，活着，就要把那场战争记录下来，传给子子孙孙，千秋万代，也好让我们在九泉之下安然长眠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朱彦失张开嘴，正要说下去，忽然刘指导员不见了。

还没见到他是怎么走的，可朱彦夫肚子里还有很多话要说：该问问指导员住在哪里，写完书也好聚在一起喝口酒，拉个话。

“指导员，等等我。”

他想向前走，却一脚踩空了。

朱彦夫从床上摔到了地下，也从梦境回到现实。一摸右眼，泪迹未干，再摸枕头，也湿了半边。刘指导员呢？朱彦夫用眼睛向周围搜寻着，他希望刚才那个梦是真的。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后，便长叹一声，心中一阵怅然，空落落得难以承受。

他爬到床上，推醒陈希荣，跟她要写字板和钢笔。陈希荣早把这些东西藏了起来。她说：“没听见医生怎么说你吗？不是我不让你写，歇两天再写吧。”

“不，一分钟也不能耽误。要是今天不好受就停笔，明天不好受又停笔，那什么时候能写完。我真病得爬不起来那更得赶快写。”

但不管朱彦夫怎么求情，陈希荣就是不给。朱彦夫一骨碌从床上摔到地下，两条残腿“扑通”一声跪在陈希荣面前：“求你开恩了，你只知道保护我的身体，却不知道我是受别人临终之托，不能违背诺言啊。”

陈希荣赤脚下床，跪下去扶朱彦夫：“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，难道我就不盼着你早把书写成？我怕你猛一下子累倒了，坚持不到最后，谁能帮你？”

老两口流着泪说了半天，陈希荣便出去拿来写字板和钢笔。

“老陈啊，你看人家那些好胳膊好腿的，谁不是在拼命地干事？何况我这个没胳膊没腿、一步挪不了四指的‘肉轱辘’呢。我自己不鞭打自己，哪年哪月能写出书？”朱彦夫动情地说。他在给自己加油。

“五一”节刚过，济南市就火热难当，穿一件短袖T恤仍大汗淋漓，几位新华社记者来到山东省立第二医院，看望前来住院诊治的朱彦夫。到省立二院住院部8楼，走进一个写着“谢绝探视”病房，只见朱彦夫，正穿一件白背心坐在病床上和老伴陈希荣聊天。

他说，在山东省委韩喜凯副书记和省委宣传部董凤基部长关心下，他于十天前从沂源被接到济南治疗。一切费用均由山东省民政厅和山东省立二院承担。

窗户外的阳台上，一盆鲜花在风中摇曳。看得出，朱彦夫患了近半年的脑血栓，经省立二院治疗已明显好转：

他嘴角不再流口水，右半边身体除胳膊外也已基本康复。他说，山东省新任省委书记吴管正刚刚上任，就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他，这使他非常感激。记者把驻藏地站站长旺堆寄来的两盒“珍珠七十”转交给他，他详细询问了用法，又不安地说：“我真应该好好谢谢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人，我很穷，没什么东西给他。后天我的《极限人生》就要再版了，等我能写字，寄本书给他吧。”

天气火热，朱彦夫摘掉了墨镜。他脸上的棱角仍那么分明，充满了男子汉的阳刚之气。看到他那蜷曲在床上的残腿，人们会忽然想到两个残疾人兄弟跳的舞蹈——《鹰》。那两个残疾人都失去一条腿，在闪闪的红色灯光下，他们时而展翅翱翔，时而痛苦挣扎。雨骤风急，波涌浪高，他们像两只傲视一切的雄鹰，爆发出力与美的能量。

在卡拉OK大为流行的今天，朱彦夫出现了。

他以一种与众不同、自然酣畅、令人眼花缭乱的潇洒舞步出现在这个沉闷的世界上，让记者的眼睛为之一亮。尽管前面的路布满沼泽与泥泞，但他仍义无反顾地跳下去，直至生命的终点。

世界上最动人心魄的舞蹈是心灵的舞蹈。

世界上最令人心醉的舞蹈是语言的舞蹈。

失去四肢，比戴着镣铐更震天动地，朱彦夫仍忘情地舞蹈着。

在济南市山东省立二院的病房里，阳光如墨，把朱彦夫的往事涂成一幅幅山水画。他说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只在此山中。当年，尽管他有那么丰富的亲身经历，却无法用故事和情节把它表达出来。

的确，当年的朱彦夫面临着写作技巧这最后的难关。自从重残后，他除了识字写字，还买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几十本名著，读这些小说，一方面可以增强自己重新生活的信心和动力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习小说的构思方法、描写手法和语言表达。为完成刘指导员的遗嘱，

他从回村就开始写广播稿、通讯报道，运动时又写了十几万字的《异人梦》。但要想写一本长篇巨著，仍觉心中茫然。

在朱彦夫创作《雪蚯》之初，老朋友王兆民和他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。

朱彦夫说：“王老兄，我决心把过去的事写出来。达不到出版水平就作村史，作不了村史就当家史，实在不行，就算我的嘱托吧。我相信一条，只要是金子，搁在这儿一万年也要被人发现。但我想不清楚写什么体裁，是小说、电影剧本，还是长篇报告文学？”

“搞宏观大场面的，你搞不过人家。你最好从你自己的经历和视角写。你本身就是个传奇。先仔细看看别人写过的东西，但别陷进去。”

对老朋友，王兆民直言相告。

朱彦夫拍拍脑门说：“这里面有弹片，脑动脉硬化也捣乱。我是干着急，脑子里像被洗衣粉洗过，一片空白。”

“别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你得学会联想。”

“不用想，晚上一合眼，脑子里的人和场景就乱哄哄的，像一团缠在一块儿的乱麻，理也理不清楚。”

你先把你一生分成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，每个时期梳出一条主线来。这样，大架子搭起来了，再把其他故事串上去……”

“我想了，这本书我要坚持到最后，不能让别人替我写一个字。老王啊，你一定帮我多出出主意。”

朱彦夫说，那时他是赶鸭子上架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